“1976年2月20日。《真理报》上已经看不见批评我的文章了，是祖国参与了舆论控制吗？还是人们的正义心和批判心永远都是这样三分钟热度？我暂且蒙在鼓里。胎儿的存活率依旧是零。”
“1976年3月1日。我在实验室抓到了我的三个助手们在打牌，德州扑克，美国人的新游戏，听说在拉斯维加斯那边很流行。我抓住了偷懒的他们，没收了扑克牌并且严厉呵斥他们实验室是神圣的地方不容亵渎，要想打牌去宿舍打！”
“1976年3月2日。我听见助手们说悄悄话，说我是因为只会玩‘傻瓜扑克’（苏联时期的一种简单扑克玩法），昨天才会恼羞成怒的。”
“1976年3月3日。实验并不顺利，正常流程的胚胎植入成功率依旧是零，我有些怀疑我的实验方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如果我想从别的方向入手，或许我得找同领域不同方向的同行寻求灵感。”
“1976年3月10日。上午。我给我德国的老友写了一封咨询跨物种人工授精的信件，他是我认识的最棒的生物科学家，在遗传学、病理学、再生生物学上有独到的见解，当初在大学里我一度是他的拥趸，但这些年我都没在学术界听到过他的名字了，他难道放弃了学术研究了吗？
下午。我又发现那群助手在玩扑克了，该死的，我得让负责补给的人少带这些娱乐产品进来，美国人就是依靠这些文化入侵来渐渐蚕食我们的革命精神的。”
“1976年3月25日。安德鲁助手教了我德州扑克的玩法。”
“1976年3月26日。打牌。”
“1976年3月27日。打牌。”
...
“1976年4月28日。中午。克格勃的审查官员突击检查我们的实验室，发现了那几个打牌偷懒的助手并向我举报，看起来他对胚胎零存活率很不满，对我们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严肃批评，说是考虑要向上级提议中断我们的实验，这可不妙，得想办法跟助手们讨论一下怎么安抚他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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