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还算是好的，至少还有出操。”魏焘笑着道，“曾经有个与我交好的内官被外调至一支就粮于济州的雄胜军，出任监察，他在信中曾写到，那一营禁军即便是在春秋季节，整月出操也不过十回，夏冬之季更少，尤其是冬日，两、三月总共出操不出五回，再者，军中禁军大多缺兵少甲，军将问起就说损毁，实则大多是遗失，还有人拿去私下换钱……”
赵旸听了感觉不可思议：“军纪如此涣散，将领就不问责？”
“问责自然问责，但若犯禁的人多了，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，否则若引起兵变，更是罪过。……员外郎不知，不少禁军，本就是在各地造反的乱军招安收编所得，这帮人只想着吃粮领饷，哪受到了日常操练之苦？若军中将领逼迫过甚，难保他们不会聚众作乱，祸害当地。介时若朝廷派军征讨不利，最后还是得招安，供粮供饷养着这帮人，免得再生祸害……是故，何必呢？”
“少说两句。”王中正在旁提醒道。
“都是自己人怕什么？况且这事众所周知。”魏焘浑不在意道，继续讲述有关于禁军的内情。
听他讲述赵旸这才知道，原来大宋历来的“平乱国策”就是招安叛军，时日一长，各地的流民以及好吃懒做之辈，都纷纷尝试以造反的方式成为禁军：聚个一、二百人甚至几十人、十几人，高举反旗，喊出造反口号，介时县城的第一反应并非立即派县军围剿，而是上报朝廷。
而朝廷历来的做法就是派一名安抚使与叛军接触，双方谈妥条件，随后由朝廷将这拨叛军收编，成为禁军一员。
自大宋立国之初到迄今为止，各地造反次数不下二、三百回，但每次规模都不算大，也几乎没有县城被攻陷的例子，就是因为大宋采用了这种“平乱”方式。
当然，前几年的“王则之乱”例外，那次是假借佛教名义的造反，大宋不会容忍。
正因为是这种平乱之策，大宋的禁军从立国之初的二十几万逐渐壮大至如今一、二百万——另一个原因是朝廷会收编受灾地的青壮为禁军，目的同样是为了防止这些人作乱。
由此不难猜测禁军的实际战斗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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