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常有人嘲笑大宋前线将领没有调兵决策之权，碰到外敌侵扰只能先请示中枢，结果往往是前线吃了败仗，中枢的指示却还未送到。但其实严格来说，宋朝这种模式非但不落后而且很先进，毕竟一千年后某东方大国也还是这套模式。
正常情况下，似枢密院等战略制定机构长年累月反复推敲做出的战事预案，肯定是要胜过前线将领临危做出的决策。当然，前提是制定战略的人得通晓兵事，若是一群不知兵的文官拍脑袋想出来的战事预案，那就另当别论。
而宋国刨除吃了信息传递不便的亏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文官主管兵事，一群没打过仗的文官拍脑瓜想出来的预案方略，着实令人难以信服。
不过眼下赵旸也无法改变这现状，毕竟他只是对禁军说了句“谁道仅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”，就遭到诸台谏口诛笔伐——这还只涉及军士，若是公然提出提高武官地位，甚至支持会打仗的武官进入朝廷中枢，那估计整个朝廷都得翻了。
想到这里，赵旸无奈摇头，眼下他能做的就是抛除杂念，与宋庠、高若讷仔细讨论对夏战略。
至少在这件事上，他可以凭一千年后的眼光替宋国把把关，虽然他也只是纸上谈兵，但至少可以筛掉一些文官拍脑袋想出来的预案。
当日，三人足足讨论到临近黄昏，不说两名文书累地差点写断手，赵旸喝了一下午的茶水，也感觉喉咙沙哑。
至于收获，除了他与宋庠、高若讷就对夏方略大致讨论出了一个总方略的初稿，宋、高二人也对他更为改观，至少从语气与态度上可以看出渐渐将赵旸视为了同僚，而并非单纯的宠臣。
期间就算赵旸故意捉弄高若讷，喊其“小高”、“若讷”，高若讷也不再勃然大怒，只装没听到，懒得回应。
就很离奇地，通过这事三人似乎建立了一些若有若无的初步交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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