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民国29年，他发表《说儒》开始重构儒学观，开始重回本土文化，那时他已经年逾40，不再是那个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的年轻人。
如今年过50的胡适之听到读书人该做的事情，回望自己半生，除了革新文学，整理国故，便是那本《哲学史大纲》让他尤为满意。
可生不逢时，外敌入侵，山河破碎。
这种情况下，读书人三个字的含金量便越来越高。
先不去说什么文天祥之类，饶是能为张居正那般续上国祚，他也是想的。
只是这次两国碰面，他胡适之只是拿着那令他蒙耻的【远东恶魔】四处演讲，却是愤恨满腔学问与战略无用武之地。
再想到当年给委员长写信，【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，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，为国家争取五十年和平建设时间】。
此事再想来，只是羞愧。
早年间，胡适之求学时的导师杜威乃是与张伯伦一个路数，主张和平、国际法、集体安全。
不能说错，毕竟这在当时的欧洲乃是主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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