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春秋时期吴越水师已能跨海作战，秦汉舰队可远征朝鲜，唐宋海商足迹遍布南洋，这些开拓之举始终被视作陆地统治的延伸，而非独立的战略体系。
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，本质上仍是宣扬国威的“朝贡贸易”，重赏赐而轻获利，求臣服而弃经营。
当“天朝上国”的优越感与儒家“华夷之辨”结合，海洋便沦为彰显宗主地位的秀场，而非需要深耕的战略空间。
明清两代厉行海禁，将沿海居民内迁，焚毁海图、拆解巨舰，把本可掌控的贸易航线、资源富矿拱手让人。
这种将海洋视为“化外之地”的认知，使得中国错失大航海时代的机遇，在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划分势力范围时，仍困守大陆思维的桎梏，最终在近代海防危机中付出惨痛代价。
而三宝太监郑和，是第一个具备对海洋的战略眼光之人。
他站在宝船的雕花木舵前，将星辰大海纳入大明的经纬版图，率领的舰队由二百余艘宝船、马船、粮船组成，如同移动的海上城邦，载着两万七千余名同袍，冲破传统认知的边界。
他们沿着季风轨迹，深入前人未曾踏足的海域——穿越马六甲的激流险滩，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惊涛骇浪，在南太平洋的珊瑚礁群中开辟航道，于南大西洋的迷雾里探寻新陆。
这支舰队不仅是贸易使团，更是战略开拓者。
郑和在锡兰山立碑宣示主权，在满剌加建立官厂作为贸易中转站，将大明的影响力辐射至三十余国，他们绘制的《郑和航海图》，标注了530多个地点、2条远洋航线，记录了牵星过洋的导航秘术，这些珍贵的资料，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