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包括老朱与太子标在内，都早已习惯了这种方式。
老朱看账册时，不再是对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头疼，而是直接翻到最后的汇总页，盯着增减百分比就能判断利弊；太子标议事时，常让户部把数据制成图表，对着曲线走势分析财政盈亏，比听官员空泛的汇报要实在得多。
手底下的官员更是被逼得闷头苦学，算盘打得再快，也算不过新法子里的“加减乘除”公式；账册记得再细，不如数据表格一目了然。
若是学不会看统计报表、算不清同比环比，别说给皇帝递折子，就连下辖的钱粮收支都理不清，这官儿自然就别想做了。
如今六部衙门里，晚上点灯最多的不是文案房，而是官员们自学算术、琢磨统计法的书房。
谁也不敢懈怠，毕竟这新法子不仅能让账目更清楚，还能从数据里看出漏洞、找出商机——就像这次东海贸易的关税，若不是靠精确统计，哪能这么快算出三千万两的总数，又哪能一眼看出哪条航线最赚钱？
这数据化的账册，早已成了大明理政的“千里眼”，谁掌握了它，谁才能在朝堂上站得稳。
而老朱此刻已经瞪大了眼睛，久久没有吭声。
手里的账册仿佛有千斤重，指腹一遍遍摩挲着“三千万两”那行字，像是要把纸戳破似的。
要知道，先前大明一年的赋税总收入，算上粮米、布匹、丝绢这些折算成银子，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千八百万两出头，其中实打实的税银更是只有三百万两左右，剩下的多是实物抵充，光是运到京城就得耗去不少人力物力。
为了这一千八百万两，户部每年都要跟各地官府磨破嘴皮，遇上灾年更是要从内库贴补，哪曾想过有一天，单靠海上贸易的关税就能远超这个数？
这东海贸易圈刚跑一年，关税就比全国赋税还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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