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华开车，何雨柱裹着军大衣坐副驾。车斗里除了空麻袋，还塞着两包“大前门”和五瓶二锅头——这年头，硬通货有时比介绍信管用。
车轮碾过坑洼的国道，扬起漫天黄尘。
路两旁是望不到头的冬麦田，蒙着层薄霜。偶尔掠过村庄，土坯房顶上竖着高高的广播喇叭，播放着激昂的歌曲。
“师傅，你看！”马华指着前方岔路口。几个背着铺盖卷、提着网兜的年轻人正拦车，看打扮像是知青。
卡车停下。领头的小伙子凑到车窗，带着冀中口音：“同志，捎俺们一段去高碑店火车站中不？俺们回兵团，班车误点了！”
何雨柱点头：“上车斗，挤挤。”
“谢谢同志！”几个知青麻利地翻进车斗。卡车重新启动，风声裹着他们兴奋的交谈飘进驾驶室。
“……兵团今年要垦三千亩生荒地！连长说了，完不成任务过年不让回城！”
“怕啥！咱有‘东方红’！比牛快多了！”
“快拉倒吧！昨天犁地又陷泥坑里了，咱仨推了一下午……”
何雨柱默默听着。这就是七十年代的声音，混杂着豪情与现实的粗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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