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让科赫有些难以接受。
在历史上，他没什么好选择，还是去了柏林化学研究所工作了六个月。最后在细胞病理学之父魏尔肖的建议下放弃，又一次回归临床，从临床出发，靠工作上的积累，慢慢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。
而现在，科赫眼前多了一位卡维。
从一开始卡维就在挽留他，即使知道两人背后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，卡维还是愿意为他做担保，就像那位意大利外科医生博蒂尼一样。
当他回到哥廷根，发现自己前途一片惨澹之后，最先想到的就是卡维。
不需要书信往来，因为那会儿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，回信恐怕得好几个月后才能摆上他的书桌。所以科赫在得到毕业证书后就拿起行囊，又一次动身前往了维也纳。
等他七月中旬回到维也纳的时候，卡维高兴之余，给他留下了两份论文和一句话。
一篇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卡西米尔·达伟纳在1863年刊登在法国医学报上炭疽论文，他提到炭疽可以在牛与牛之间直接传染，而非单独的个体发病。
另一篇则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一位叫约克的兽医也在1859年发表了关于炭疽疑似在牛群中传染的现象。
“我觉得炭疽病是由细菌引起的，但我没时间研究，就交给你了。”
卡维这句话和他给的两篇论文，让科赫直接跳过了中间十多年的“折磨期”，从一开始就踏在自己最喜爱的道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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