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就是信用的连带风险。
他李承乾担忧的，正是这种信用的系统性崩塌。
然后是“权衡”。
朝廷只权衡了“得到五十万贯”的即时利益与“可能存在的风险”之间的轻重，并认为利益远大于风险。
但他们没有仔细权衡，或者说选择性地忽略了“风险一旦发生”的代价有多大。
那将是朝廷威信扫地，是民间财富蒸发，甚至可能引发民怨。
这个潜在的“隐形成本”，高到无法估量。
而他们为了眼前的收益，甘愿冒此奇险。
这违背了李逸尘说过的“边际效用”和“机会成本”原理——当投入超过承受的临界点，新增的投入带来的不是正效用，而是负效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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