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提出假说演绎法之后，苏录治《礼》的路子已经与时人大相径庭了。
时人治《礼》，多拾程朱语录牙慧，空谈义理而疏于实证。
苏录则主张‘礼必征诸事，而非臆断’——以史籍为底本，用训诂、校勘辨明讹误。彻底摒弃宋明学者‘望文生义’，甚至‘妄改古籍’的治学陋习。
时人治《礼》，多依赖陈澔的《礼记集说》，此书版本讹误丛生，且文献零散无章，水平一言难尽，天下学者早就苦其久矣，却又没有能力拿出更好的东西来。
在龙场时，阳明先生鼓励苏录，以他的‘假说演绎法’，将《礼记》扎扎实实重新考据一遍，写一本《礼记章句》出来，终结本朝礼学版本混乱、解读失真的时代！抢占这一目前无主的生态位！
但‘假说演绎法’最重实证，无论是考据还是训诂，都需要有原始的文本作铁证，才能把每个字的源流、每条仪节的本义都扒透、敲死！
第三五零章绝世神兵
这就要求苏录手里得有足够的典籍，不光种类要全，而且还得够老，最好是汉唐以前的！
可先前他能接触到藏书最多的两个地方——鹤山书院和朱家，却只有宋元和本朝的经部典籍，缺少汉唐的文本，就连贾公彦的疏都凑不齐完整卷帙。
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撑，他的考据就成了无源之水，别说重构三礼学体系，就连厘清《礼记》中几处关键歧义都难如登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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