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乎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作家。
莱昂纳尔看向莫泊桑：“居伊，问得好。这种自由的锚点，不在外部某个‘主义’的教条里，而在于内部——在于‘人’本身。”
于斯曼笑了起来：“听起来像是400年前的说法。”
莱昂纳尔知道他说的是「文艺复兴」时代的人文主义、人本主义，但没有急于反驳，而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词：“‘人’！这才是我们一切书写的最终指向。
福楼拜先生曾教导我们，‘包法利夫人，就是我！’不正揭示了文学最深层的奥秘吗？我们书写人，理解人，最终是为了理解自身。
我们被牢牢束缚于肉身之中——饥饿、病痛、衰老、死亡是铁律，是自然主义观察的领域。
我们又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——大革命的风暴、帝国的荣光、公社的血火……这是现实主义耕耘的土地。
然而，这沉重的肉身与现实的枷锁，都不能阻止我们凭借想象无拘无束地翱翔！甚至让时间倒流、死者复生。”
他停顿片刻，让众人消化他的话。
“本雅明·布冬，”莱昂纳尔的声音低沉下来，充满了感情，“他就是一个极致的象征，一个将人的这种‘混合’本质推向极端的载体。
我书写他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‘主义’的正确，而是试图通过这个极端的、虚构的‘人’，去折射、去放大、去叩问我们所有‘人’在时间、命运、孤独、爱与被爱面前共通的困境与希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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