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为什么要严厉打击这样的行为？因为当时有‘重农抑商’的政策，农业产出的粮食，是国家征战所需的最重要战略物资，这些都是国力资本，必须有限保证。而获得土地的方法，除了在战场上获得军功，就只能来自继承。”
“而假门逆旅，明显就是逃避兵役，没有土地还有能力营生的那群人，当时的秦国推行军功爵制度，会不会狠狠打击这类对象？当然要。”
“赘婿后父，明显是通过不服役的手段，通过合婚手段获得孤寡手上土地的那群人，秦国会不会狠狠打击这类对象？当然也要。”
“这两种行为明显是在挖秦国军功爵制度的根基，在统治者看来这就属于用非法手段获得逃避国家义务，占有国家资源，秦法用这么残酷的手段来对待他们，当然也有其充分的法律基础。”
“因此这两条律令出现在《为吏之道》里，恰恰说明了魏律和秦律的传承关系，更是秦国为了保证新法推行而必须强硬实施的法律手段，本身与秦法‘暴’和‘仁’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在秦人眼里，这是理所当然的‘政治正确’——对于毁坏我大秦立国之基的这类人，我不直接杀了，让他们去前线当炮灰，不是已经很仁慈了吗？”
“至于说秦法暴与不暴，我们应该看到骊山囚徒，迁徙北方抵抗匈奴，迁徙南方镇压北越的那群人，他们的身份，为何会是上述那些人当主力，另外增加了‘罪吏’，‘刑徒’，‘亡命’，以及贵族豪富家的‘私’，‘仆’，‘徒’，‘童’。”
“最关键的问题，这些人为何会有那么多？这本身说明秦国的社会问题，在统一强大的同时，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。”
“我们在说回赎罪甲这个问题，徭役失期罚甲真的是仁慈吗？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，按照当时的处罚，当时的陈胜吴广和刘邦，他们是否承受得起？”
“我们再翻翻资料就查得到，我记得是一甲值金二两一垂，或者是钱一千三百四十四。两甲的处罚都能让上述几人逃亡，或者与秦二世而亡的结果之间，有着必然的联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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