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嵩之却不为所动，反而冷笑道：“彭制置使此言，未免危言耸听。朝廷岂会有功不录？只是如今国用艰难，暂缓行赏，亦是权宜之计。彭制置使久在军中，当知粮草辎重之重要，若为一时之赏，耗尽国库，他日再有战事，何以支撑？”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何况，武将权势过重，非国家之福。汉唐之鉴犹在眼前，若因封赏过厚，让孟家军尾大不掉，恐生祸乱。臣此举，亦是为陛下分忧，为大宋社稷着想。”
这话就说得极为露骨了，几乎是直指孟家军可能拥兵自重。武将们听得心头火起，若不是在朝堂之上，怕是早已忍不住发作。
宋理宗坐在龙椅上，一直默不作声，此刻终于开口了。他的声音温和，却带着帝王的威严：“史丞相与彭制置使所言，皆有道理。史丞相忧心国帑，是为大宋的家底着想；彭制置使体恤将士，是为大宋的根基着想，都没有错。”
众人都安静下来，听着皇帝的决断。宋理宗亲政不久，虽有振兴之志，但也深知朝堂制衡之术。史嵩之代表的文臣集团与孟珙代表的武官集团，是他需要平衡的两股力量。他既不能让史嵩之太过专权，打压武将，以免削弱国防；也不能让武官集团权势过大，威胁到朝廷的统治。
史嵩之阻挠封赏，固然有打压武官的私心，但也确实点出了国库空虚的现实，且其背后的文臣集团是朝廷稳定的重要支撑，宋理宗不便直接反对，这是他制衡之术的一部分。
但另一方面，襄阳大捷是难得的胜仗，若真如史嵩之所言，“略加褒奖即可”，那必然会让前线将士心寒，动摇军心，这是宋理宗绝不愿看到的。他亲政初期，还颇有几分英明，深知军心士气对于摇摇欲坠的大宋有多重要。
沉吟片刻，宋理宗缓缓道：“国库空虚，朕知晓；将士劳苦，朕亦知晓。所谓论功行赏，不可过滥，亦不可过苛。”
他看向史嵩之：“史丞相所虑，朕明白。但赏罚分明，方是立国之本。若有功不赏，何以激励后人？”
又转向彭大雅：“彭制置使，将士们的功劳，朝廷记在心里。但如今国用确实紧张，封赏之上，需稍作斟酌，不可铺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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